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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聖公宗諮議會主席、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香港島教區主教……在教會、社會都承擔着不同職分角色的鄺保羅大主教，將於12月31日屆齡退休。牧職生涯近四十年，在臨近退休之際，大主教回望過去，這些年來，尤其是在近幾年的社會氛圍和今年的肺炎疫情衝擊下，他有甚麼是最難忘的？他對整個大環境與教會又有怎樣的感受？
「我的牧職與香港回歸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我在1982年領受會吏聖秩、1983年受按立為牧師，剛好就是回歸前的十多年，當時中英談判有很多爭拗，1989年又出現民運，我看到很多人對香港回歸中國心生疑慮，不少同工、教友移民，對當時的我，確實帶來很大的挑戰和衝擊。」
他坦承，當時年紀輕，社會上很多事看在眼裏只能感到無奈，「不過幸好聖公會有良好的制度，同工強調合一，彼此的團契讓我們不是單獨去應付困難，聖品同工都是和主教一起去面對，大家有商有量。同工的意見也許不盡相同，但我們都是一起去面對困境，大家互相支持。」
難忘元朗十年
「我在1986年奉派到元朗的聖馬提亞堂，在元朗十年，真的有如身處世外桃源，彷彿遠離了不安的社會大環境，我也因此可以在禮拜堂專心牧養信徒。不過我們當時都很清楚，香港一定會回歸，但很多人當時有一種看法，就是中國收回香港後，一定會迫害、摧毁教會，所以要作最壞的打算，做許多不同的準備去迎接九七。但我們聖公會並不這樣看，我們相信上帝必定保守香港社會在回歸後不會有問題，教會一定可以繼續事奉上帝和服務人群，所以當時鄺廣傑主教常常提醒我們，有沒有『九七問題』，同工都要事奉上帝，所以同工們都全心全意做好牧區的工作。事實上我們當時的角色也很微小，只有聽的分兒，只能從新聞中去看我們的未來，根本沒有辦法去參與，只能盡力做好本分。」
大主教回憶，當時的香港人雖然害怕香港回歸中國，但反應卻相對較理性。「有些人認為香港前途不明朗，於是決心離開香港；萬萬料不到，之前的『佔中』和去年的『反送中』，整個社會卻變得反應激烈、衝動和情緒化，做成兩極分化，實在令我感觸良多。」
他慨歎，近年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香港人突然把政治的層面拉高，政治變得超越一切，甚至超越了信仰。「我覺得，現在不少人是以政治角度去論斷和定義別人的信仰幅度，這實在是匪夷所思。我堅信，上帝是超乎萬有，政治不能夠凌駕上帝和福音。但現時社會的趨勢確是一股洪流，令所有的事分化、分裂對抗。到底怎樣才能扭轉社會上這種心態？我認為並不容易，相信一定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談論政治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但談論政治卻不能沒根據、失去理性，不能人云亦云、不求甚解，甚至強詞奪理，這對社會實在有極大傷害。」
「堂」、「校」和「社服」是聖公會一開始就兼具的三個角色，但後來社會服務趨向專業化，學校教育亦改變了模式，三者關係變得分離，但事實三者卻是息息相關。出身四代聖公會家庭的大主教，在任內推動了三份教省政策文件—教育政策文件、社會服務政策文件和教會政策文件，這三份文件就是要重新確立香港聖公會身份角色的重要指標。
致力培育人材
「我在聖公會長大，香港聖公會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動感』的教會，從小就見到牧師相當勤力『做嘢』推動聖工，我相信這跟當時的香港社會環境有莫大關係。」
「那時候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百廢待興，教會在1950、1960年代，都積極參與重建香港，而且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再加上國共衝突，很多難民湧來香港，因此香港聖公會一直都不斷開展教育和推動社會服務，極需要擅長『落手落腳』開拓聖工的牧者，也就是「行動型」（doers）牧者；但也因為如此，香港聖公會的『思想型』（thinkers）牧者就顯得有點不足。」
大主教指出，他推動這三份教會政策文件的原因，就是想牧師和教友，反思為甚麼教會要去推動這三方面的聖工。「時日久了，大家就會忘記『初心』，忽略了當初為甚麼要開展這些聖工。所以我想強調，以社會服務為例，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需要，因此，社服單位一定要提供適切時代需要的服務；為甚麼我們要辦學？為甚麼我們要建立教堂？是不是人有我有，像開便利店一樣，只要有一間在附近就可以呢？三份政策文件，就是想大家反思教會的身份角色和使命。」
大主教強調，他一直想將香港聖公會由「行動型」，提升為一個不單懂行動的教會，而且更要成為一個「思想型」、懂思考的教會。「行動與思考兼備，我們的教會才會趨向成熟。所以我成為大主教之後，就秉承鄺廣傑榮休大主教一直以來推動的工作，強調要培育人才，並且投放很多資源在明華神學院去培訓聖品；另外也出版了大量書籍，又成立檔案館搜集整理教會歷年資料，這些都是幫助信徒、聖品去了解教會，思考我們的教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教會，繼而從多方思考信仰，分析社會上各種論述。所以我每年也會舉行牧師進修會，邀請世界著名學者、牧者來主講，開拓聖品們的視野。」
「人才不會從天而降，也不會有人一出生就是人才，所以我一直都重視培育人才，人才是從那裏開始培育？當然就是牧區，所以明華神學院近年發展大量平信徒課程，在平信徒層面推動神學教育。」事實上，大量的信徒培育事工，亦間接令很多教友提升了自己的身份自覺，非常在乎「聖公會人」的角色。大主教期盼同工和教友一定要緊記自己「聖公會人」這個身份、珍惜聖公會的寶貴資產：「這些都是上帝賜予的恩典！」
顯然，大主教發展教會的藍圖是循序漸進的。加強聖品與信徒培育，再同步強化信徒「聖公會人」身份，目的，就是要重申教會的重要使命—宣教。「正如李兆強教憲牧師所說，唯有外向的教會，才是一個健全的教會。若果教友的『聖公會人』身份角色不強不清晰、培育也不足夠，我們又如何去宣教呢？」
相信不少教友都很好奇，大主教到底會怎樣規劃他的退休生活，攀越另一個人生階段？大主教笑言，他相信他的退休生活跟現在相比，其實不會有太特別的改變：「我雖然退休，但聖職品秩依然有效，只要教會發出許可，我就可以繼續參與聖禮上的事奉！」
大主教謂，他的性格雖然動靜皆宜，但卻不太喜歡受束縛，因此他希望在退休的生活裏，多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在私人生活方面，「打波、游水我一定會繼續，年紀大了，多做運動保持健康真的很重要；另外，我也會增加閱讀的時間，因為我實在有很多書還未看完！還有，以前工作困身，我想，以後我就可以抽時間去戲院多看一些好電影了！」
事實上，大主教的普世聖公宗諮議會主席任期，要到2023年才任滿；而蘭柏會議也會在2022年召開，相信他到時仍要以普世聖公宗諮議會主席身份參與會議；他同時也是香港聖約翰議院（The Priory of Hong Kong of The Most Venerable Order of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的總牧（Dean）；另外，大主教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亦要到2022年才告任滿。
大主教相信，他不會適應不到退休生活。「教區願意把現時的寓所租給我繼續居住，始終一個人年紀大，要重新適應生活環境並不容易，可幸陳謳明候任大主教也同意在教省辦事處暫時為我安排一間辦公室，所以我在居住和工作環境上，我都不用面對太大的改變，而且退休有一個好處，就是少了很多繁文縟節的應酬活動！」
「其實我一直最希望的就是退休後在聖公會檔案館參與檔案整理工作，重溫香港聖公會過去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另外，我也期盼能在明華神學院教授一、兩科，若果真的有這個機會，那就更加要勤力多看書、翻閱檔案資料，唯有這樣，才能達到教學相長！」由此可見，大主教一直念茲在茲的，就是教會的培育聖工，並且要讓聖品、信徒懂得珍惜欣賞聖公會的傳統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