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篳路藍縷：女仔館的成立背景

文｜陳煒舜

作為兩所拔萃書院的前身，女仔館（The Female Diocesan School）的淵源可以回溯至聖公會維多利亞教區的成立。1841年，香港島因中英「南京條約」而遭割讓，成為殖民地。八年後的1849年，聖公宗設置了維多利亞教區，屬於坎特伯里大主教轄治權外教區，範圍包括香港島、中國及日本等地。當年5月29日，施美夫牧師（Revd George Smith，1815-1871）獲委任為首任主教（時稱會督），次年春天抵港。與此同時，他與班德林女士（Lydia Brandram，1819-1904）成婚，岳父為大英聖書公會秘書。

 施美夫主教

1850年春，施主教抵港，致力傳教與教育工作，並在1851年聖保羅書院正式開幕後擔任校長（此後五任主教皆兼任該校校長，傳統便源自施主教）。當時聖保羅書院的神學院性質濃郁，旨在將本地華籍男童培養成傳教士。縱然畢業生在就業方面並未全如校方所期待，但在耳濡目染下信奉基督教者仍為數不少。伍廷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伍廷芳（1842-1922）生於馬六甲，其母為虔誠基督徒。十四歲時，伍廷芳來港入讀聖保羅書院，1861年畢業後任職高等法院（時稱「臬署」）。當時翻譯人才奇缺，而雙語兼善的伍氏在工作上如魚得水。此後，伍廷芳晉身大律師、定例局（即立法局）議員、太平紳士，這於香港華人皆史無前例。此後，伍氏更前往中國內地從政，官至民國外交總長。

伍廷芳之妻何妙齡（1847-1937）生於香港，是牧師何福堂（1817-1871）的次女。儘管何妙齡基本上仍恪守華人傳統社會對婦女的規制，以相夫教子為生活重心，但她畢竟成長於較為西化而開明的環境，不僅能讀書識字，而且擅長投資。伍廷芳決定辭去臬署工作、到英國攻讀法律時，應是何妙齡以父親留給自己的遺產資助丈夫留學海外。1922年伍廷芳病逝後，何妙齡以丈夫遺產資金作慈善工作，捐款建立合一堂新堂，並設立何妙齡醫院（即大埔那打素醫院）。

 
(左) 擔任清廷欽差大臣的伍廷芳
(右) 伍夫人何妙齡中年照

然而，伍廷芳、何妙齡式的「天作之合」在當年極為罕有。彼時香港開埠未幾，人口流動性頗大，長住人口不多。未婚女性方面，洋人來港者極少，華人信仰基督教如何妙齡者也屬鳳毛麟角；兼以基督新教規定夫婦必須為教友，這就導致聖保羅書院的基督徒校友在婚配上面臨很大的困難―姑勿論他們是否傳教士。故此，創立一所女校的計劃，就列入了議程。

英國女子教育發端於十九世紀前葉。第一次工業革命使社會對女子教育產生極大需求，而政治改革、啟蒙思想傳播、中產階層崛起，都為女子教育的變革提供了物質與理論基礎。1834年，東方女子教育協進會（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下稱女教會）應運而生。該會隸屬聖公宗，派遣幹事前往晚清中國、南洋、日本、印度、鄂圖曼帝國等亞洲地區推動女子教育，新加坡聖瑪格烈中學（St. Margaret’s Secondary School）便是成功例子。該校創立於1840年，初期專收孤苦女童，將之培訓為女教師、女傳教士―她們日後當然也會與基督徒成婚，因而被稱為「基督徒妻室」（Christian wives）。據記載，當時的校長格蘭特女士（Ms. A. Grant，1843-1953年在任）是女教會幹事，身邊經常有一位手持武器的保鑣―原來該校救贖女童雖是善舉，卻可能引發販賣婦女者的憤怒，甚至對主校政者加以攻擊。時至今日，該校學生仍對先行者的創業艱苦記憶猶新。

1860年代新加坡聖馬格烈學校的上課情形

這所日校的開設，就是為日後正式成立寄宿學校作準備，此後兩年募得不少款項。1859年，施夫人致函倫敦女教會，請求派出幹事，獲得正面回應，於是差遣畢士泰女士（Ms. Harriet Baxter，1828-1865）主持新校。1860年，畢士泰從英國啟程的同時，新校暫借港島雅彬彌臺（Albany Terrace）正式開幕。該校正式名為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字面譯為「教區本地女子訓練學校」，但當時華人民間俗稱「女仔館」或「女書館」，洋人一般簡稱Female Diocesan School。所謂「訓練」，是指女教師、女傳教士乃至「基督徒妻室」之培養，而所謂「本地女子」，則指本港華籍女童。

1860年代港島雅彬彌臺（在今動植物公園）

1865年《香港索引》中關於女仔館的紀錄

女仔館開辦時，共錄取17位華籍女童，董事會由在港歐籍婦女界領袖組成的婦女委員會（Ladies’ Committee）兼任，港督夫人羅便臣夫人（Lady Nea Robinson）擔任名譽主席，施夫人擔任秘書，教師一職在畢士泰抵達前暫由韋以信女士（Ms. Wilson）署理。不過，鑑於教會當時已有好幾所收容孤苦華籍女童的機構，女仔館對生員有不同期待。該校首年報告便開宗明義指出：

創立女仔館並非為貧苦無依的女童提供庇護：這方面已有其他優秀的社會組織負責。女仔館的宗旨更在於招收來自中上階層華人家庭的女性，向她們宣揚基督教義、提供宗教培訓。

女仔館預計收生的背景以中上階層華人家庭為主，如此背景的女性當能對華人社會產生較大影響。施夫人不希望女仔館架床疊屋，而是與現有貧苦女校分工合作，固有其策略性。但她不久便會發現，如此初衷與現實將產生很大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