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新修道主義與教會復興
文|陳國權
「新修道主義」的概念最早由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於1935年提出,他這樣寫道:「教會的復興肯定會來自於一種新的修道主義,它與舊修道主義的共同點只是:根據登山寶訓跟隨基督而過的不妥協的生活態度。」
事實上,基督教修道主義的興起,基本上是對教會趨向世俗化,向當時文化妥協的一種反動。根據史學家帕拉狄(Palladius 370-430?AD)的《勞西史》(Lausaic History) 的記載,公元四世紀,有大量的信徒選擇了離鄉別井,遁入荒漠,攻克己身,為了追尋徹底跟隨基督的承諾。他們的足跡遍及埃及、巴勒斯坦,及阿拉伯沙漠一帶,使這三處地區變成了基督徒最大的修道場所。簡單地說,這些沙漠修道的基督徒都是一班過着不妥協生活態度的人。他們放棄了世上的名利權貴,回歸到以聖經為基礎的生活實踐上,使聖經在日用人倫間能釋放出它的力量和見證。如此一來,修道主義的基本精神不是甚麼,乃是徹底地按福音而生活,一絲不苟。這就如潘霍華所指的「根據登山寶訓跟隨基督而過的不妥協的生活態度。」
新修道主義的興起
新修道主義的興起與舊修道主義的興起有着相似的心態。來自不同教派,羅馬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基督徒,因着對歐美建制教會內部的道德和靈性妥協感到失望而紛紛離開了自己的教會建立自己的新修道團體。回望歷史,新修道主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開始形成,它直接受到以下的因素啓發:天主教工人運動、1960年代抗衡主流文化的有意向團體,以及對默觀靈修重新感到興趣。早期的一些先驅團體比如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的 Rutba House 和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 Simple Way,都是新修道主義的表表者。2000年代初,新修道主義更吸引了新一代的參與者,特別是在基督新教的圈子內。其中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Jonathan Wilson-Hartgrove,他不單幫助普及了該運動,更擴大了其影響範圍。他的工作和著作凸顯了新修道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強調:
- 有意向的團體:新修道團體成員生活在有意向的小型團體中。他們共享資源、膳食和屬靈操練。這種團體生活被視為加深關係和提供相互支持的一種方式。
- 祈禱和默觀:新的修道團體通常非常重視默觀祈禱和默想,這種靈修紀律被認為對於個人轉變和洞察上帝旨意至關重要。
- 熱情接待:新修道團體熱情接待陌生人和有需要的人進入他們的家和生活。這反映了對實踐耶穌愛人如己的命令的承諾。
- 社會正義:許多新修道團體經常參與服務當地社區,並努力解決社區中的系統性不公現象。
- 永續性和簡約性:這些團體通常擁抱簡約的生活方式,注重基本所需,避免過度的物質主義,更尋求與地球和諧相處並減少生態足跡。
- 普世主義與宗教對話:許多新修道團體都是普世主義的,歡迎來自不同基督教傳統的成員,有些也參與宗教對話,尋求在不同信仰傳統之間建立橋樑。
- 文化批判:新修道主義通常包括對主流文化的批判,特別是對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強調。新修道團體尋求這些主流文化以外的另類生活方式。
從新修道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來看,新修道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西方色彩的「美好生活」作出的強烈反動,推動這個靈性復甦運動的基督徒領袖始終認為,基督徒追求的美好生活不能與社會鼓吹人們積累財物、沉迷於職業和娛樂的生活同日而語。基督徒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舊修道主義已有指出,也就是追求和踐行福音完美生活(evangelical perfection)的承諾,這樣基督徒才不會被世俗主義毒害,也能避免因媚俗而妥協而喪失了個人及團體的靈性和道德力量。Jonathan Wilson因此呼籲基督徒要以一種兼備深度的靈修生活和積極參與周圍世界的方式來實踐基督的信仰。
十二個標誌
2004年是這個運動重要的一年,來自不同團體的大約60名成員出席了一次在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召開的新修道主義大會。大會中與會者發現,儘管新修道團體之間在許多方面各不相同,但他們最終都能就新修道主義的以下十二個標誌(12 Marks of New Monasticism)達成一致:
- 搬遷到帝國廢棄的地方(即內城)。
- 與團體成員和我們當中有需要的人分享經濟資源。
- 謙卑地順服基督的身體-教會。
- 讓具有共同生活規章的團體成員地理上的接近。
- 接待陌生人。
- 培育意向團體成員之間的共同生活。
- 依照馬太福音第18章的內容,在社區內的暴力和衝突解決中建立和平。
- 為教會和社區內部的種族分裂感到悲痛,以及積極追求公正和解。
- 關心上帝給我們的土地,並支持我們當地的經濟。
- 支持獨身的單身人士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已婚夫婦及其子女。
- 按照基督的方式進行意向塑造,並按照舊生的方式去治理團體(即新生在進入宗教團體之前所經歷的一段試用期)。
- 委身於紀律性的默觀生活。
觀乎這十二個標誌,我們不難發現新修道主義有許多積極的方面,例如它致力於共享資源、在貧困地區發展另類經濟、努力消除導致教會內部分裂的種族歧視,以及有意向的靈性塑造。新修道主義與舊修道主義都強調默觀禱告對個人靈命成長的重要。然而,新修道主義更願意走入社會、關心文化,重視默觀中有行動、行動中有默觀。
應對虛無主義的挑戰
新修道團體生活在後世俗社會的流行是有其社會文化作為基礎的。後世俗社會是一個以消費主義、競爭激烈、追求物質和成功至上,以及個人主義肆虐為主軸的社會;再加上人們對世界現狀深感不滿,比方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種族歧視、暴力戰爭等等,個人卻又無力作出改變,於是感到無奈和失望,便跌入虛無主義的誤區。許多人就在這些社會文化的處境中陷入成癮、壓力、焦慮、孤獨等心理健康問題,正在拼命尋找心靈的平安、慰藉和某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並試圖了解這一切背後上帝的作為。所以,後世俗社會人基本上在尋找生活意義、人生目的,以及實存信仰的答案。換言之,他們不單是為了生存,更是要追求意義和價值。新修道主義的興起及受到歡迎,正正是因為它能為後世俗社會人的生活提供了適切的回應。這就正如新修道團體推動者沃克博士指出,新修道團體的吸引力來自三個「更深入」:一,作為個人和團體與上帝建立更深入的關係;二,對一群人的歸屬感比牧區生活的歸屬感更深入;三,透過與弱勢和被剝削者一起承擔「危險而艱鉅的使命」來獲得賦權。總體而言,新修道主義是一個多元化且充滿活力的運動,旨在振興基督教內部的靈性和團體生活,以應對後世俗社會道德靈性虛無主義的挑戰,並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教會的更新和復興
自1935年潘霍華提出以新修道主義復興教會以來,這九十年間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舊世界秩序已經崩潰,新世界秩序卻尚未建成,人類正面對着一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何去何從,找不到答案。教會在這個禮崩樂壞大紛亂的世代中也陷入內在交困的境地,如何突圍,打破當前困局,是當務之急。筆者認為潘霍華的以新修道主義復興教會的倡議,仍是我們今天教會自我更新和復興的出路。畢竟, 教會真正的改革和復興力量不在外,而在內,就是個人內在的道德和靈性挺立的承諾。筆者相信,未來教會的希望和出路仍在於向修道主義取經。
作者簡介
陳國權牧師自小鍾情於繪畫,從1980年開始,便跟隨著名嶺南派國畫大師趙少昂教授習畫多年。陳牧師畢業於浸會學院社會學系,曾任中學教師及社會工作者。1982年入讀信義宗神學院,獲宗教教育碩士及道學碩士學位,並於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事奉,1988年按立為牧師。1990年赴美進修,取得神學碩士學位,主修靈修神學。1992年回港繼續在信義會天恩堂事奉。1995年起擔任信義宗神學院院牧一職,兼教授基督教靈修學、教牧學。2003年起擔任沙田禾軬小學校監。於2005年兼任道風靈修研習中心協調主任。2009年獲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神學博士學位。現任信義宗神學院榮休教授(靈修學)及道在人間靈修、輔導、文化中心主任。著有《臻善之境:東正教靈修學初探》,(1998);《沙漠教父的處世藝術》,(2002);《人間道︰沙漠教父的智慧》合著,(2005);《成長的喜悅:跨越人生重重的障蔽》,(2006)。《身分的重尋:教牧靈修學探研》,(2015);《成神:東正教的靈修與禮儀》合著,(2018);《圖像解讀》,(2024)。
<上文轉載自《教聲》第2508期,如欲閱讀本期《教聲》完整內容,請按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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