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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11日
第2501期
 

【專題】細看史丹頓與施美夫留下的香港聖公會(一)

史丹頓與施美夫發展孕育出的教會基因研究的理論前設與框架

文|鄭守定

 

若從發展及孕育的觀點看,一個人必然有他從他父母所承襲的基因(DNA),身體及各種機能所承襲的是一樣、性格與氣質則是另一樣。而這承襲的基因是會在人生不同的階段發展及成長變化的;更會因應環境的不同而在成長與變化的過程而有所不同。註1

 

當應用這種「基因」與「孕育及成長」的理論於歷史發展中,很自然是着眼於性格與氣質的承襲;並且如一個人一樣,有着不同的階段:簡單而言,可分為嬰孩至幼童期、兒童期至少年期、少年至青少年期、再而達至成熟期。註2 而承襲而來的性格與氣質亦會在不同的階段有着不同的表現。再者,如一對失散孿生兄弟,在不同的文化社會成長,雖然承襲着相同的基因,當在不同的處境成長時,亦自然有所不同。註3 而由一文化轉植於另一不同文化,正是一個由別處土壤「本地化」(indigenization)的過程。註4 而在細看分析英格蘭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如何於19世紀在香港及中國移植本土化,正正要看其「基因」如何在新的環境中承襲、如何改變及在歷史不同的階段所作出的承襲與發展。而在這因素的互動中,又如承襲(inherit)、環境(environment)、發展(development)及本土化(indigenization)種種不同的因素中,孕育出其獨特的教會觀(ecclesiology)。 

史丹頓與施美夫留下的香港聖公會—嬰兒至幼童期

  史丹頓牧師

史氏與施氏來港履任殖民地牧師及維多利亞主教,奠定了香港聖公會的基石,更於此初生之階段,孕育出香港聖公會的教會觀。史氏及施氏得以來華及香港,乃因中、英兩國之「鴉片戰爭」所致。註5 但施氏在任主教時清楚指出,鴉片帶來中國人精神與肉體的傷害,以及引致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排外情緒。因此,他堅定地反對以鴉片為貿易,強力要求英政府禁止英商人向中國售賣鴉片。註6 這正正表明教會只有站在真理與正義的一邊,而不受自身國家立場所干預,甚至控制的一種先知精神。 

而史氏與施氏來華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向中國人傳揚福音及建立教會。他兩人在華(特別在香港)無私完全的奉獻中,向香港及中國人孕育出一個道成肉身的教會。註7

就其個人而言,香港未被割讓、維多利亞教區未成立之前,史氏與施氏皆已以C.M.S.的傳教士身份來華。史丹頓自年青已立志到華傳道。1838年他把握機會前來廣州及澳門並學習中文,之後自費辦私塾教授中國男孩維生,及後得美國聖公會支持,在澳門牧養傳道。註8 1840年6月爆發鴉片戰爭,同年8月6日史氏在澳門早泳時被清軍俘虜,被鎖鏈拘押於廣州獄中四個月。審訊後,證明無政治目的,無罪釋放。註9 

史氏返英並於劍橋大學畢業,後被按立為會吏,翌年被按牧師聖職,更與何露絲(Lucy Anne Head 1803-82)結婚。之後被委任香港殖民地牧師,遠道重洋,其妻亦委身跟隨史氏來港,居於貧瘠的香港,並於1846年摩理臣誕下一子史亨利(Vincent Henry Stanton)。史亨利並於1889年被任為首位劍橋大學伊利神學教授(Ely Professor of Divinity)。註10 

史牧師不單只任英歐人士在港之牧養工作,更立志向華人傳道。在到港前後努力籌款及尋找師資,創建─華英學院(即其後的聖保羅書院),目的就是要長遠地栽培華人傳道及牧職人才。註11 這正正是「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歷史明證。至1850年史氏因勞成疾,被迫回國。他為傳真道於中華,自己與全家無私的奉獻,有血有肉,正是活出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樣。註12

 施美夫主教(©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施美夫自1837年牛津大學畢業,於1840年獲按立為牧師,亦同樣加入C.M.S.,更自薦赴華考察(1844-46),與史氏同為差會最早來華的傳教士。註13 根據施氏當年之考察,香港氣候潮濕惡劣、經常有颱風吹襲,嚴重破壞建築物、亞熱帶病患與瘧疾叢生、醫藥落後、人口稀少及知識水平低、海盜與盜賊橫行,非宜居之地。當然,當英人佔領香港後數年,以上的情況已略有改善,但比起當年英國,實無法比擬。施美夫義無反顧地攜同剛迎娶的妻子(Lydia)遠道重洋來港。他對香港情況當然十分了解,但卻無懼地在港履任,全家在港生活,其間育有兩子一女,次子在港期間去世。註14 後為建立教會與傳道,四處奔波多年,建立起維多利亞教區與中華聖公會前身的許多傳道點。於1864年與史氏同樣因勞病而返英。施主教為香港為中國的教會的建樹與奉獻,一方面如史丹頓牧師一樣表現出「道成肉身」的典範,更特別在「本土化」一事上,建樹良多。施史及其家人無私的奉獻,名留史冊,浩氣長存。 

在這裏讓我引用聖保羅書院校友歡送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回國的頌詞,讓我們一窺施美夫主教及其夫人給予當時香港的貢獻,以及香港社群與聖保羅書院學生感恩之情:「主教閣下,我們是多麼的感謝您和尊夫人(我們從她身上總是經歷到最大的仁慈,我們最謙遜地希望她會接受我們最好的感謝),您們在我們微小的困難上,仁慈的看待我們,溫柔慈悲的關懷我們每一個人;您的社會地位屈就我們;如父親一般地給我們合適的建議:更特別的是,一如我們之前說過,您忠心宣講耶穌基督與他被釘十字架。我們相信您的勞苦,在主裏是不會徒然的。而我們當中有不少人,也接受了主的救恩。為表現我們心中的敬意,並以一個既恆久又可即的方式表達之,我們懇請主教閣下您接納我們的頌詞。總言之,若果在上帝的命定下,我們與您無法再相見,您的名字與事跡,將會永存在我們當中。而從我們的青春年華,到盛年歲月,再到耋老矣,您的仁慈、博愛、謙遜與教導,都會一直刻在我們記憶的心板上,一如今天。」註15

  

聖保羅書院校友歡送維多利亞主教施美夫回國的頌詞(1864年)  

 

的確,施主教畢業於牛津大學,並按立為主教聖職,於當時英國社會而言,學術與社會地位是非常之高。就頌詞我們可以看到,施主教與其夫人的確是一位虔敬效法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俯就卑微,充滿仁愛上主的僕人。施主教任職香港主教期間,引入西方當時先進的教育,並任職香港教育委員會主席,而與他同期在港的港督與官員中,亦未有如他同樣高的學歷。註16 這亦可見英國教會對向中國宣教在人才質素上高度的重視。在任期間施主教領導宣教師及牧者在港建立不同的學校,對香港整個社會的服務與貢獻,永垂不朽。

而施主教為忠心宣講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多年奔走中國大地,至終積勞成病回國。他對香港及中國福音使命的情懷,善牧的身影,不單叫人銘記及景仰,更留下崇高的典範。施主教更帶領香港聖公會由嬰孩進入幼童期,孕育及發展一種令我們深思的教會觀。

 

1 https://opentextbc.ca/introductiontopsychology/chapter/11-3-is-personality-more-nature-or-more-nurture-behavioural-and-modecular-genetics. https://www.pschologicaldisscussion.net/essays/effects-ofheredity-and-environment-traits-caused-by-gees-or-environment-or-environment-or-our-personability/546 https://www.verywellmaind.com/are-personality-traits-caused-by-genes-or-environment-4120707. https://www.crstalknows.com/blog/is-personality-genetic.
2 發展心理學是20世紀所發展的學科。由(Charles Darwin)及(Jean-Jacques Rousseau)所啟發,發展出不同的進路。如悉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情慾心理的發展(Psychosexual Development);尚.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智性發展(Cognitive Development);勞倫斯.柯爾伯(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道德發展(Moral Development);愛利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 1902-1994)社會心理發展(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及雅各.費拿(James Fowler 1940-2015)信仰發展(Faith Development)等等。這種以人的心理發展及社會的發展作為研究歷史的進路是非常少人採用的。參考社會的發展理論:So, Alvia Y,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Theories. 而有關人的發展及隨文化歷史而轉變的教育論多為都是圍繞本土學生如何愛西方文化薰陶而由自身承襲的文化而向別的文化轉化,除卻教會有關外來文化向本土文化植根的理論(Indigenization),筆者未見有外來的文化向本土轉化的教育理論。參考Lee, Daphnee, Managing Chineseness: Identity and Ethnic Management in Singapore. Macmillan, 2017. Lee, Daphnee, Advancing the theory grafting in Chinese School Systems, Online Book, 2020. 筆者相信以上研究可作分析聖公會教育發展之用。
3 https://www.123helpme.com/essay/Character-is-Equality-Genetics-and-Environmental-175667. Feldman, R.S., Understanding Psychology 8th edition. Boston: McGrow Hill, 2008 Oswalt, A., www.mentalhelp.net, Orie Bronfenbrenner and Child Development,4 2005. Bae, Peter Aha-Ho, The Three-Self Principle and the Mission Method of John Ross (PHD). Aberdeen, Scotland: University of Aberdeen.1998 OOLC 53561306.
4 Anderson, Gerald H.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Grand Rapids, M1: Eerdmans. 1998, Bosch, David J.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bris Books 1997.
「本土化」宣教工作的特色與重點乃外的宣教士有計劃及有系統地在初階段已設立一建全有組織性(well-established)的教會,而建全有組織乃是由外來的宣教士於努力訓練及栽培本地的教會牧職人員,去全盤接收先前外來宣教士所設立教會的建築物,教會的培育,聖禮與崇拜,亦包括經濟及轄自權(Authority: Jurisdiction)。以達致自傳(self-propagating)、自牧(Self-governing)、自養(Self-supporting)為至終目標。最後在適當的時機交予本土教會新的一代。當本土的教會已經成熟,外來的宣教士自會功成身退。
5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1849 – 1949), P.1-14.
6 同上,P.27。《中國.香港.聖保羅》165年,P.16,P.30 reference104: Smith, George,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London, Seeley, Burnside, & Seeley, 1847) P.130-2, 431-42, 499-502.
7 有關聖公宗對道成肉身神學觀念的理解,可參閱Charles A. Gore, The Incarnation of the Son of God: Being the Brampton Lectures for the Year 1891,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0)及范晉豪:《道成肉身 — 哥爾的聖公會神學》(香港,宗教教育中心,2009年)。有關「聖神的教會」,可參考Avis, Paul, The Identity Anglicanism: Essentials of Anglican Ecclesiology, T&T Clark, 2008,及Ramsey, Michael, The Gospel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2009以及Macquarrie, John, A Guide to the Sacraments, SCM Press,1997.
8 《中國.香港.聖保羅》165年,P.13。
9 同上,P.13。《香港聖公會 —聖保羅百年史》 P6。
10 同上,P.14。
11 同上,P.13。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1849 – 1949), P.10.
12 「道成肉身」乃是約翰福音,特別是第一章中對主耶穌 — 真道成為肉身,充充滿滿有恩典及真理的臨到世間很重要的基督論與神學。
13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1849 – 1949), P.6-7.
14 《中國.香港.聖保羅》165年,P.18。
15 同上,P.19。此頌詞原文為英文,由伍廷芳所撰,由馮儶熙譯為中文,見P.33。
16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1920年代識字人數少於百份之五十三;1930年代,英國人識字的百份比僅僅高於百份之六十,女士則少於百份之五十。而據統計,1923-24全英國只有9,200人擁有大學學位。而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及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畢業生更加是學界的尖子。在歷史之中,直至1850年,皆為牛津與劍橋大學主導著。而每年兩所大學合共收生少於800人。他們大部份皆來自地主或當時社會地位很高的英國聖公會聖職人員的兒子。因兩所大學與英國聖公會密切關係,所以直至1860年只收英國聖公會的會友。而很大部份畢業生皆成為英國聖公會的牧者。參見Picard, Liza, Education in Victorian Britain. The British Library,2014 Web. 17 Nov. 2016. Paul Bolton, Educati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Social & General Statistics,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27 November2012.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edagogy www.ej-edu.org. Matthaios Dimitri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19th Century.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16, 2023. DOI: 10.24018/ejedu.2023.4.1.572, Aegean University Greece.P.121.

 

 

<上文轉載自《教聲》第2501期,如欲閱讀本期《教聲》完整內容,請按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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