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近智律師 （© 教聲/ ECHO）
聖公會早於十九世紀傳入香港，自史丹頓牧師來港開基，至今已經在這座城市一百八十年。與其從漁村訴說香港自開埠以來的故事，或許也可以從聖公會在香港的孕育與蛻變去了解一個人物和一座城市的故事。聖公會在這片彈丸之地默默地將基督的愛散落於不同的角落，為人們奠下信仰的基石、展開對教育和社會服務的使命。聖公會絕對是香港故事裏面其中一塊拼圖，是許多香港人成長、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為香港聖公會首位華人法律顧問的周近智律師，當年伴隨聖公會跨越殖民地時期直到現在回歸以後的香港，除了自身已經是信仰的見證，還用了相當於大半輩子的時光通過自己在法律上的專業知識，與聖公會一同走過各種重要的轉捩點，更在香港聖公會從一個治外教區到成立一個獨立教省時，擔任「教區研究成立教省委員會」主席，見證香港聖公會重要的里程碑。
被信仰包圍的求學生涯
85歲的周近智彷彿從小就與聖公會結下不解之緣，「那時候我還小，我只記得鍾仁立牧師跟我爸爸媽媽和阿姨講聖經和帶領洗禮班。」成長於戰後香港的他，全家人都在聖保羅堂信主和洗禮，而他就在七、八歲開始上主日學，想起自己一路上有何世明夫人、梁耀揚先生、林大偉先生等多位先哲教導，還特別提到當時的主任牧師曹思晃，笑言他講道時雖然很「長氣」，卻帶給了他日後的生命深遠的影響。也許他在信仰和在聖公會的使命就在那時候萌生。
事實上回看他大學畢業以後在聖公會的委身，亦有跡可循。1957年周近智在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後，獲香港大學及倫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錄，最終他決定到英國修讀當時香港還沒有開設的法律學位。
周近智憶述，父親得知他將遠赴英國讀大學的時候，首先關注的就是他日後的信仰生活與靈命成長。周近智的父親就是同時為何明華主教和白約翰主教時代的常備委員周效良，當時他給曹牧師打電話，請牧師給時間「教訓」兒子。「曹牧師足足給我『教訓了』兩個小時。」周近智笑着回憶這段往事。曹牧師還給居住在英國的牧師寫信，證明周近智為聖保羅堂教友，並請英國教會繼續給予靈性上的指導，通過曹牧師，周近智能夠在倫敦繼續得到教會的扶持，即使沒有在香港生活，信仰卻未有因此而離開自己。「可能從小這樣長大，我對教會的認識是很深刻。」周近智說。
善用法律專業為教會「排憂解難」
周近智畢業以後回到香港執業，兩年之後他不僅在事業上踏上新的旅途，同時也展開了在聖公會的事奉，由在聖保羅堂任牧區議員到成為特選議員，他沒有想到自己當時的無心插柳，日後能夠以第一身的視角見證聖公會迎來巨大的改變。1966年，何明華主教退休，同年白約翰被教區議會選舉為第八任香港主教，也是港澳教區年代最後一位英國人主教。由於當時教會還沒有法律顧問一職，故每當白主教遇上不同的法律問題，都會想起向周近智諮詢意見。周近智記得有一次，白主教給他一個電話說：「Come up！」，他就從太子行（即今天的太子大廈）步行十多分鐘到會督府白主教的辦公室商討要事。平常周近智每星期也有兩三次到會督府跟白主教開會，商討教會各項事務。在周近智的記憶中，白約翰是一個既穩重，又和藹可親，且非常願意傾聽他人意見的主教，以周近智的話去形容白主教：「他很有父親的形象。」
白約翰主教與教友團契晚宴，紅圈為周近智律師（圖片：《爾國臨格》港澳及內地聖公宗圖片展）
擔當主席位置探討成立教省
時間一晃，1981年白約翰主教退休，鄺廣傑法政牧師當選並接任成為香港及澳門首位華人教區主教。與此同時，周近智亦正式被委任為聖公會首位華人法律顧問，負責修改教區章程、法律諮詢等職責。而更重要是，鄺主教在任期間帶領聖公會上上下下從港澳教區順利過渡至成立香港聖公會教省，鞏固了香港聖公會的地位與基石，亦確立了教省的規章制度。
1951年的《教聲》早已公告香港脫離中華聖公會華南教區。根據普世聖公宗的體制，教省才擁有普世聖公宗完整的成員身份，有資格參與普世聖公宗諮議會及各個聖公宗委員會的國際會議，甚至是普世教會協會的會議。但當時的聖公會港澳教區只屬地方性質的「治外教區」，在普世聖公宗諮議會視為未符常規的狀態，身份被邊緣化。於是在卅九屆教區議會上通過成立「教區研究成立教省委員會」，鄺主教並委任周近智為主席。
雖然周近智非常欣賞鄺廣傑主教的想法和用心，但是得知自己需要擔任如此重要的角色時候，未免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可能因為我是法律顧問，就讓我做主席，但是我對於聖公會的架構完全不熟悉，感覺自己沒有甚麼可以貢獻。」為了惡補有關聖公會的歷史、架構以及相關的知識，周近智拼命閱讀相關的文獻、書籍，並請教身邊的牧師。他憶述當時湯顯森牧師剛好要前往英國，於是鄺主教請他向坎特伯里大主教和普世聖公宗諮議會秘書長轉達聖公會港澳教區當前狀況。
鄺主教先後成立兩個委員會，其中「教區研究成立教省委員會」就探討出四個可行的方案，分別是併入其中一個現有的教省之內、讓港澳教區與新加坡、沙巴及台灣三個教區或其中兩個組成為一個教省、自行擴展為一個教省、回復作為坎特伯里大主教名下的「域外教區」。最後在第四十屆教區議會上接納以成立教省為香港聖公會的出路。至於後期的「成立教省委員會」，則為落實成立教省進行一切籌備工作，包括草擬教省憲章及規例、修改三條有關聖公會的香港法例、向教友進行解說等等。經過歷時七年的籌劃過程，終於在1998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香港聖公會教省。
（© 教聲/ ECHO）
成立教省要劃分三個教區，每教區需要一定數量的牧區，由於香港的面積比其他地方要小，所以曾經被其他教省質疑香港是否有條件獨立成為教省。然而，香港聖公會堅守「人」才是教會的核心，相信七百萬人口必定有足夠的理由成立屬於自己的教省。於是，周近智和湯牧師及其他委員會的成員，就嘗試將香港的地區劃分，包括香港島、東九龍及西九龍，而澳門地區則為傳道地區，這個分區就一直沿用至今。
屈指一算，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已經25個年頭，被問到內心的感受，周近智認為這是鄺廣傑榮休大主教當年對港澳教區做的最明智的一個抉擇。「能夠獨立成為教省是最好的，這是大勢所迫，亦是早晚的事。」周近智相當佩服鄺榮休大主教的遠見。
1998年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資料圖片 © 教聲/ ECHO）
歷盡黑暗後信仰更牢固
雖然見證和參與聖公會成立教省一事已經時隔甚遠，而且周近智早於1993年退休，亦卸下了在職場上的各種職稱，卻沒有放下法律專業帶給他更堅固的信仰。有一次周近智看到英國《泰晤士報》一篇關於對英國眾主教的訪問，內容談及耶穌的復活是屬於肉體還是靈魂的議題，便再次激發周近智從自己的法律專業角度去看耶穌復活以及伴隨他一生的信仰。「牧師看人們都是天使，但是律師看人都是壞人，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作為律師的周近智，經歷過太多人性中的黑暗面，所以他坦言自己習慣從負面的角度去看人。
即便如此，周近智卻認為這兩個不同思維的方向，都會達到一致的結果。「如果耶穌的復活並非真實，那麼門徒為何會願意犧牲自己，即使沒有任何利益，還要一起逃難，但是都願意拼了命追隨耶穌呢？」周近智覺得，在大部分人都是先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的前提下，明知道相信耶穌不會帶來實質利益，卻仍有門徒願意放下一切跟隨耶穌的腳步，當中必有值得用一生的時間去換取的部分。或許，這個無形的結論，是法律專業帶給周近智的滄海遺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