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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6日
第2058期
聖靈降臨日後第十二主日
 

聖公會的女牧師先驅 我們的西人校長

(黃慧貞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聖傑靈女子中學校友))

 

聖傑靈女子中學創校校長班佐時(Joyce Bennett)牧師於7月11日主懷安息,享年92歲,其安息禮拜已於8月3日在英國舉行。她既是普世聖公宗首位英國籍女牧師,亦是香港聖公會首位非華籍女牧師。聖傑靈女子中學將於8月29日(星期六)下午3時假該校禮堂舉行班佐時牧師追思會,讓現職與離職同事及舊生,一同向這位創校校長表達悼念及敬意。

今年7月11日收到班佐時(Joyce Mary Bennett)牧師辭世的消息,信息很快就在聖傑靈女子中學校友間流轉,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懷念起昔日所經歷不一樣的中學教育。不少當年的學生,像我一樣,從中文小學升讀到聖傑靈女子中學,最感新鮮的就是有這位說着一口流利粵語的西人校長。因為有她,女性當領袖、當牧師以及校長當立法局議員,一切都顯得那麼理所當然。

牧師、校長都是班佐時一生努力擔當的重要角色,不過在「聖傑靈」同學之間,我們都叫她Miss Bennett。班校長從來都沒有採取居高臨下或遙不可及的姿態,她的身影反而常穿插在同學的活動之中,不時在校園不同角落與同學交談。即使在每天早會中的講話,她也總是那麼親切,用最顯淺的言詞表達她對同學深切的愛護和關懷。Miss Bennett沒有鼓勵個人崇拜,她總是以教職員團隊一員的身份出現,但她在校友對「聖傑靈」的回憶中,肯定佔據着中心位置。毋庸置疑,她是一位稱職和深受愛戴的校長,她圓滿地完成以教育作為牧職事奉職志的使命。

除了在「聖傑靈」與班校長結緣之外,我對她個人有更多的認識,還是始自今年上半年一項國際會議的籌備工作。今年6月,明華神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籌辦一個以「從聖公會歷史看基督教婦女與華人社會」為題的學術會議,我負責報告的論文,正是有關香港聖公會首五位女牧師的按立,而班佐時牧師正是普世聖公宗正式按規程按立的首兩位女性之一。因為是次研究的機會,得以對這位女牧師增深認識,理解她對世界和香港的卓越貢獻。

關於班佐時的個人故事,可以扼要總結為一個以平凡生命寫出不平凡一生的例證。1923年4月22日,她出生於一個經營屠宰店的家庭,家裏基督教氣氛濃厚,班佐時於寓所附近的聖多馬堂(St. Thomas’ Church)領洗。她的母親在聖三一堂教主日學,並時常帶着年幼的班佐時參加差傳的會議。她是家中第二個孩子,哥哥佐治(George)長她三歲,與她關係要好。按她的自傳所記,哥哥影響了她生命中許多的選擇。

班佐時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在Burlington School完成了小學和中學,並對歷史科表現了濃厚興趣。她自11歲開始有寫日記的習慣,在1935年3月她第一次在日記裏提到了對聖經的閱讀和感想。1939年到1944年間,由於二戰戰火蔓延至倫敦,她唸中學和大學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牛津度過。到中學第三年,她當上了班上的領袖生(Head Girl),從此練就在眾人面前發言時不再膽怯。在選擇大學時,她沒有像哥哥一樣選牛津大學,因為她覺得太精英的教育不適合她,反而選擇了倫敦大學威士菲學院(Westfield College),並取得專門頒給畢業後要當老師的同學的獎學金。1942年拿到歷史學士學位之後,她在倫敦一所中學當實習教師。不久,她便開始積極地參與海外差傳的準備工作。

班佐時對傳道的熱情始自大學時期。她熱衷參與宗教活動,其中包括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倫敦院校基督徒團契(London Inter-Faculty Christian Union)以及牛津聯校基督徒團契(the Oxford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受到兩次大戰之後女性解放思潮的影響,她又非常關注女性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問題。到了1945年6月,她加入了學生志願差傳聯會(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ary Union),開始投入海外差傳工作。她於1947年加入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會(CMS),接受Foxbury為期兩年的培訓。由於正值中國內戰,本來被差派到中國內地傳道的她轉到香港,並從始開展了她以後34年在港的教育牧職。

在港的差傳工作充分結合了班佐時對教育和傳道的興趣。她在1949年2月14日到達香港,很快便全情投入她的傳道工作,那年才26歲。來到香港的第一天,她還在用勺子吃飯,很快就學會了使用筷子,轉吃中餐。她開始時在聖士提反女書院教授歷史和宗教,不久因為要跟同事和學生打成一片,决定學習廣東話。雖然辛苦,她堅持上午教書,下午學習廣東話,很多校工,比如打掃泡茶的阿英,均成為了她非正式的粵語老師。來港的第二年,她已經開始會說廣東話,三年後就能用中文寫信。她在「聖士提反」教書一共九年,是一位優秀的老師及管理人員,在引導學生關懷社會弱勢社群方面的工作尤其特出。

一心要當教育差傳工作的班佐時,在遇上何明華主教和當時已是會吏的黃羨雲之前,並沒有想到要接受聖職。她上聖約翰座堂期間聽何明華主教的講道,並與他稔熟。何主教很重視她的能力,並於1954年差派她負責教區中學的籌劃與建設的相關事務,特別關注貧窮學生的教育機會。她先後擔任過CMS小學的中國地區主管(Chinese Supervisor of all the CMS Primary Schools),以及中學議會(School’s Council Meeting)的秘書。1958年,她在一次關於神學教育的會議上,認識了當時任職聖多馬小學校長的黃羨雲會吏。一邊教書一邊參與公共事務的黃校長,展示出高度活躍的能力,立刻成為了班佐時的楷模。1961年,在何主教的鼓勵下,她返回倫敦到帝皇學院攻讀神學文憑,1962年回港加入崇基學院教授宗教,並於1962年4月29日獲按立為會吏,與黃羨雲一起在聖多馬堂侍奉。除了在教會中協助洗禮、探訪病人或作臨終禱告、主持追思禮拜等,因為時值新界大量中國難民的湧入,她也參與了難民的救助工作。1963年,她離開了「崇基」,兼任何華明會督銀禧中學的宗教教育工作。1965年何主教差派她到觀塘的聖巴拿巴堂協助劉允牧師,同年,她擔負籌劃在觀塘建校的工作。

1966年,白約翰主教上任。1967年,班佐時會吏正式開展籌組女校工作。她採用埃及聖女Catherine of Alexandria之名,為新校定名為聖傑靈女子中學,中文翻譯有人傑地靈之意。學校的校訓定為勇敢(Brave)、溫婉(Gentle)和真誠(Sincere)。根據她的回憶,由於當時在東九龍並沒有很好的中學,故她立志要將「聖傑靈」打造為學術與技術教育兼備的典範。學校要兼顧技術的培育,是因為她看準當時為數不少的窮困學生,在畢業後即時面對的就業壓力。

1968年,班佐時出任聖傑靈女子中學的首任校長。一開始,她就本着關懷學生、提高教育水平的原則招募教職員和學生。她認為不止要發展學生的學術和才智,還要鼓勵學生在社會與精神生活上成長。她不單關注校內生病的學生和校工,更督促老師一旦發現學生沒有上課要馬上查明原因,並因而發現不少女生家庭中遇到包括家暴等問題。她對學生的關顧,更為那些能在學校找到了比家裏更多的關愛的女孩感到特別欣慰。一名學生就曾經寫過:「學校充滿着愛,無論誰進到學校都會感覺到周圍都為愛所覆蓋。」(our school is full of love, whoever enters our school feel the atmosphere is covered by love)。到了1974年,聖傑靈女子中學已獲得很好的聲譽,成為觀塘地區的名校。

班校長辦校的成就有目共睹。她着重教育質素,但學生的成績卻一直不是她的主要辦學目的。今天校友回憶最深的,始終是學校那傷自由開放的氣氛。在早年香港仍然重男輕女的社會氛圍下,「聖傑靈」的學生卻擁有充分發揮領導才能的空間。創校初期,學生已經常被鼓勵自發地組織及參與籌組各類型大小活動、同學自主地投票及籌組學生會等。記得在第一屆學生會成立的活動上,班校長鼓勵同學說,很多人警告她,學生會只會為學校行政添煩添亂,她卻希望見到同學在領導角色和責任中學習自信和成長。作為牧者,她並沒有將福音絮絮不休的宣之於口,而是身體力行,將信任、尊重、信念遇於實踐等價值,融入在與師生日常生活之中。在舊生的記憶裏,校長總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親自展示了自由而平等的校園生活典範。

1968年,聖公會按立女牧師的可能終於在望。經過多年的討論,當年的蘭柏會議(Lambeth Conference)正式將女性牧職納入議程,並同意此事情在聖經及神學上並無統一的演繹,也就是說不作否定。消息令當時黃羨雲和班佐時兩位會吏都深受鼓勵,並耐心靜候按立牧師的時刻。1971年3月,普世聖公宗諮議會(Anglican Consultative Council)決議各教省可以自行決定,按聖公會規程按立女牧師,同年,聖公會東南亞地區議會亦通過各教區可自主自決。自1968年白主教在港澳教區進行了神學討論及一輪諮詢,1971年頭在獲得大比數支持下,教區決定於11月28日按立黃羨雲和班佐時為牧師。是時其他地區包括美國就按立女牧師一議題上仍然陷入熱熾的爭議,班佐時遂成為全球普世聖公宗首兩位正式按教會規程按立的女牧師之一。為此,班佐時後來寫了Hasten Slowly一書,向英國聖公會推介香港經驗,並在離港後回國積極參與爭取英國按立女性牧職的倡議運動。

班佐時另一個重要的貢獻領域是社會事務。熱衷關注社會的她,在成為牧師後越來越多地介入公眾事務工作。1975年,她受邀加入成廉政公署(ICAC)的委員會,專事關注反貪污的工作。據她回憶,為此每天需要看大量枯燥的案件文件,為的是讓香港可以建立一個更公正的司法體系。1975年10月,香港總督麥理浩 (Sir Murray Maclehose) 請她到港督府共晉午餐,並於翌年委任她為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之後她就觀塘的交通網絡、青少年犯罪、關注聾啞兒童、婦女地位、貧困群體等等問題上都做出不少貢獻。在教育方面,她特別催促政府提高中學教育的質素,促進中、英文學校之間的和諧關係,並保證同等機會。1978年,她獲英女王頒授OBE勳銜。1980年,中國大陸開始開放,她到廣州會見李添嬡牧師,兩人的相聚為大家都留下深刻和難忘的回憶。1984年,香港大學給剛退休一年的班牧師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1983年,班牧師在「聖傑靈」退休後離開香港回到倫敦。2013年4月22日,倫敦聖馬田中文堂於4月21日舉行了「班佐時牧師九十華壽感恩聖餐崇拜暨生日茶會」,鄺保羅大主教應邀專程前往英國在崇拜上講道,讚揚她對香港聖公會和教育界的貢獻,是一位「認識和了解在不同地方牧養的羊群」的牧者。今年5月開始,陸續從認識聖傑靈校友、也是班牧師的乾女兒傳來她病情反覆的消息,校友之間已大為緊張,紛紛寄上問候和代禱。2015年7月11日傳道、授業、解惑近半世紀的班牧師一我們永遠的校長一息勞歸主,享年92歲。


*有關班佐時牧師的個人傳記,可參Joyce Bennett, This God Business (Hong Kong: Religious Education Resource Centre, 2003).
 

<上文轉載自《教聲》第2058期,如欲閱讀本期《教聲》完整內容,請按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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